经世致用，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经世致用一词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都以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到了战争前后，近代的经世致用学者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他们要求1、批判现实。2.倡言变革3.振兴实学。4、关注夷情。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职权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每个方面的大权。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对总理衙门直接负责。总理衙门存在了 40年，直到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将其改为外务部，但仍位列六部之首。该机构的出现，标志着清政府开始融入国际外交体系，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开端。
日本武力侵占琉球岛的事件。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积极向海外侵略扩张。1871年（同治十年）12月，琉球国一渔船在海上遇飓风漂至台湾，与当地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4名琉球渔民被杀。日本借此宣称琉球渔民为日本管属之民，派遣日军3000人于1874年5月在台湾南部登陆，发动侵台战争，清政府一面与日本交涉，一面命福州船政局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军赴台，布置防务。1874年10月31日，清政府在英、美、法等国的压力下，被迫与日本签订《中日北京条约》，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放弃对琉球的宗主权。次年，日本迫令琉球国断绝自1372年（明洪武十五年）同中国建立的宗藩关系。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趁清政府与沙俄交涉伊犁问题之机，出兵占领琉球，废琉球国王，改琉球为日本冲绳县。
1911年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共同发动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使武汉革命形势突飞猛进。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发难，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杀死起义的反革命军官，一举占领了楚望台。发动起义的士兵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往停泊在江面的兵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江对岸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也分别在11日晚和12日晨光复汉阳和汉口，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起义，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协定关税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通过协商相互给予对方以优惠待遇的关税制度。如果一方遭受对方的胁迫，非自愿地给予对方以优惠待遇又不能享受对方给予对等的优惠,就是片面的协定关税,这构成一国对另一国的特权。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协定关税，就属于后一种性质。中国近代史上的协定关税,是从1842年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开始的。而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都确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政策。1928年起，政府先后和美国、德国、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英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签订条约或协定，规定对“现行条约内所有限制中国任意订定关税税则权之各条款，一律取消，适用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政府在 1929、1931、1933、1934和1947各年曾五次修改进口税则，税率有所提高。但是，当时中国海关行政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即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他们在1910年发起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将立宪运动推向了高潮。
（1）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10月1日江苏谘议局成立后，议长张謇即通电各省谘议局，约请共同发动速开国会请愿运动。11月，16省谘议局代表55人齐集上海，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线日，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在北京将请愿书呈递都察院代奏。清廷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理由，坚持国会的召开须等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之后，拒绝了这次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第一次请愿失败。
（2）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请愿失败后，各省代表通电发表《国会请愿代表同人奉上谕后通知书》，说明清政府已经拒绝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的要求，呼吁各省绅商、团体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再次请愿。然后，他们又在北京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表《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号召各地士绅参加国会请愿同志会，以扩大请愿的声势。1910年6月16日，立宪派组织了 10个请愿团，向都察院上书。6月 27日，清廷颁布诏旨，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理由，再次拒绝了请愿团的要求。第二次请愿又告失败。
（3）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请愿的再次失败并没有使立宪派气馁，他们决定向资政院、摄政王上书，同时各地谘议局向地方督抚上书，双管齐下。10月7日，国会请愿代表团赴摄政王府上书，载沣拒而不见。9日又向刚刚成立的资政院上书。资政院接受上书后，于22日通过了请速开国会案，并上奏清廷。与此同时，各地谘议局也组织了颇具声势的地方请愿活动，促使18省督抚将军联名向清廷发出了请设内阁和开国会的电报。清廷摄于各地请愿运动、资政院和地方督抚的压力，被迫作出让步，于11月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国会未开以前，先厘定官制，设立内阁。
（二）影响。国会请愿运动具有的性质。立宪派采取和平请愿的斗争方式，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宣传了思想，提高了国民的民主觉悟和爱国思想。同时，清政府对于国会请愿运动的态度，逐步暴露了统治者的真实面目，使清政府丧尽民心。部分立宪派通过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同清政府决裂，逐渐转向革命。
（一）内容。1859年4月，洪仁轩从香港来到天京。他到天京后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洪仁轩就任不久，便向天王提出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 。的改革纲领——《资政新篇》。该书分“用人察失”“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改革问题。在政治方面，提出“禁朋党之弊”，反对“结盟联党”，要求统一号令，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业交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制造轮船;允许民间雇工开矿，鼓励富民投资，兴办银行，发行纸币等。在文化方面，主张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办学馆、医院，禁止溺婴及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严禁人口。在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
（二）意义。《资政新篇》明白准确地提出中国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具有 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比起农民中原有的平均主义理想，这是一个大进步。《资政新篇》并没有给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带来重大变化，它的思想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资政新篇》不是农民起义实践的产物，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严重脱离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斗争现实。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的一次重大事件，它不仅关乎国内政局，还与国际外交影响甚为深远。大体而言，该次运动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清政府进行新政。义和团运动引发大规模国际武装干涉，最高主政者慈禧亦仓皇逃离北京，备受颠沛流离之苦，同时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慈禧亦深感奇耻大辱，不得不进行改革，即实施新政。新政的诸多举措，例如训练新军，派学生留学日本，改革科举，奖励工商等，推动了国内实业界的发展，同时亦为清政府的覆灭提供了重要力量。
（二）清政府对于南方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在清政府宣布与多国宣战以及全力抵御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南方大多数省份对此置若罔闻，并实行“东南互保”，这证明清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南方。这些南方诸省拥兵自重，为此后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更是这种削弱的直接表现。
（三）清政府的外交体制向近代化迈进。此前清政府始终不愿意与西方列强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而是将其下放在南北洋大臣或者总理衙门，并无专门的代表中央的外交机构，对此列强亦颇为不满，多次交涉而未果。《辛丑条约》后，在列强的要求下，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各部之首，专门办理外交事务。该机构的设立，使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彻底崩解并被动地融入国际外交规则之中，推动了外交事务的近代化。
1920年，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府的主要权力，在日本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同时削弱直系。在政治上，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 军为其嫡系。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统一”，在英美支持下与段对抗。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7月，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一带开战。奉系张作霖也派出部队，作为直军的后盾。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理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探索，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相继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领导武装起义和开辟农村根据地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建立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约瑟夫·史迪威(1883—1946)：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当时马歇尔任该团副团长、代理团长，两人在此结识。史迪威曾多次来华，会讲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后被晋升为四星上将。
1946年5月4日中国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发出的指示。全称《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因5月4日公布而得名。主要内容是采取没收、购 买、清算、献田等多种多样方式，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即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示还规定了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应有所区别，保护工商业，对开明绅士等应当适当照顾等政策。五四指示实施后，各解放区迅速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
戴季陶主义是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出现的一种主义。1925年，戴季陶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构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共合作的理论，即挂着孙文主义招牌的戴季陶主义。戴季陶发挥孙中山思想中消极成分，抹杀和反对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
戴季陶主义的基本点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反对思想。戴季陶认为是“空想世界主义”，高于，“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具有更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基础”;叫嚷不适合中国国情，污蔑中国“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戴季陶认为“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要资本家阶级的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革命的行动并不单是要被压迫的阶级才有。”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认为员加入应该放弃思想，脱离组织，不要“只借中国的躯壳，发展他自己的本身组织”;他提出内“凡是高级干部，不可跨党”，鼓吹“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要求退出，叫嚷说:“要图中国的生存，一定要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所谓“排他”，就是排共。反对联俄。戴季陶污蔑联合苏俄是“抛弃了自己独立的意志”，“全身都靠到人家身上去”，“实成了依赖”。鼓吹信徒争夺革命领导权。戴季陶说:“中国的国民革命成功，最少在五十年当中;中国的政治，应该要完全握在信奉的中国青年手里，才可以建设起巩固的‘的民国’的基础”他号召“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把“的革命党恢复起来”。
戴季陶主义实际上时挂着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言论，陈独秀、等批驳了戴季陶主义，捍卫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夺取了舆论的主动权，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同的正确主张。
（一）会议内容。为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中国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向全会作了报告。报告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贯彻党的政治方针，必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全国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和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在报告中还考虑到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地位的变化，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 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二）意义。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所确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央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奠定了政治上与思想上的基础。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红军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被迫长征。
1934年10月，临时中央决定放弃中央苏区，计划转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在强渡湘江时遭到湘桂军攻击堵截，损失惨重。长征不到两个月，红军仅余万多人。突围红军放弃原计划，转道贵州。
1935年1月15日，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错误，增选为中央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王稼祥、周恩来三人小组，负责红军的作战行动。接着，红军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大渡河，越过夹金山，继续前进。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举行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后，一、四方面军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在率领下穿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到达川北巴西。张国焘在左路军经过草地到达阿坝后，反对北上，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自封中央“主席”。
1936年6月，张国焘取消他的“中央”。红二、四方面军汇合后，从甘孜出发到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结束。
（二）意义。长征粉碎了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红军冲破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的危机，最后到达陕北不足三万人。但这是经过千锤百炼存下来的中国和红军的精华。它们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在长征途中，中国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为检查抗战以来的工作，确定以后的任务和行动的方针，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抗战建国”。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主要内容:“确定及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对外政策，主张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一切伪组织。对内政策，军事上，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之一致为国效命；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与正规军配合作战，在敌后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会；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经济上，进行以军事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实行计划经济”。民众运动方面，提出在不违反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保障。
经世致用，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经世致用一词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都以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到了战争前后，近代的经世致用学者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他们要求1、批判现实。2.倡言变革3.振兴实学。4、关注夷情。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职权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每个方面的大权。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对总理衙门直接负责。总理衙门存在了 40年，直到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将其改为外务部，但仍位列六部之首。该机构的出现，标志着清政府开始融入国际外交体系，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开端。
日本武力侵占琉球岛的事件。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积极向海外侵略扩张。1871年（同治十年）12月，琉球国一渔船在海上遇飓风漂至台湾，与当地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4名琉球渔民被杀。日本借此宣称琉球渔民为日本管属之民，派遣日军3000人于1874年5月在台湾南部登陆，发动侵台战争，清政府一面与日本交涉，一面命福州船政局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军赴台，布置防务。1874年10月31日，清政府在英、美、法等国的压力下，被迫与日本签订《中日北京条约》，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放弃对琉球的宗主权。次年，日本迫令琉球国断绝自1372年（明洪武十五年）同中国建立的宗藩关系。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趁清政府与沙俄交涉伊犁问题之机，出兵占领琉球，废琉球国王，改琉球为日本冲绳县。
1911年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共同发动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使武汉革命形势突飞猛进。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发难，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杀死起义的反革命军官，一举占领了楚望台。发动起义的士兵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往停泊在江面的兵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江对岸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也分别在11日晚和12日晨光复汉阳和汉口，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起义，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协定关税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通过协商相互给予对方以优惠待遇的关税制度。如果一方遭受对方的胁迫，非自愿地给予对方以优惠待遇又不能享受对方给予对等的优惠,就是片面的协定关税,这构成一国对另一国的特权。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协定关税，就属于后一种性质。中国近代史上的协定关税,是从1842年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开始的。而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都确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政策。1928年起，政府先后和美国、德国、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英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签订条约或协定，规定对“现行条约内所有限制中国任意订定关税税则权之各条款，一律取消，适用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政府在 1929、1931、1933、1934和1947各年曾五次修改进口税则，税率有所提高。但是，当时中国海关行政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即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他们在1910年发起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将立宪运动推向了高潮。
（1）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10月1日江苏谘议局成立后，议长张謇即通电各省谘议局，约请共同发动速开国会请愿运动。11月，16省谘议局代表55人齐集上海，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线日，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在北京将请愿书呈递都察院代奏。清廷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理由，坚持国会的召开须等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之后，拒绝了这次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第一次请愿失败。
（2）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请愿失败后，各省代表通电发表《国会请愿代表同人奉上谕后通知书》，说明清政府已经拒绝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的要求，呼吁各省绅商、团体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再次请愿。然后，他们又在北京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表《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号召各地士绅参加国会请愿同志会，以扩大请愿的声势。1910年6月16日，立宪派组织了 10个请愿团，向都察院上书。6月 27日，清廷颁布诏旨，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理由，再次拒绝了请愿团的要求。第二次请愿又告失败。
（3）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请愿的再次失败并没有使立宪派气馁，他们决定向资政院、摄政王上书，同时各地谘议局向地方督抚上书，双管齐下。10月7日，国会请愿代表团赴摄政王府上书，载沣拒而不见。9日又向刚刚成立的资政院上书。资政院接受上书后，于22日通过了请速开国会案，并上奏清廷。与此同时，各地谘议局也组织了颇具声势的地方请愿活动，促使18省督抚将军联名向清廷发出了请设内阁和开国会的电报。清廷摄于各地请愿运动、资政院和地方督抚的压力，被迫作出让步，于11月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国会未开以前，先厘定官制，设立内阁。
（二）影响。国会请愿运动具有的性质。立宪派采取和平请愿的斗争方式，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宣传了思想，提高了国民的民主觉悟和爱国思想。同时，清政府对于国会请愿运动的态度，逐步暴露了统治者的真实面目，使清政府丧尽民心。部分立宪派通过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同清政府决裂，逐渐转向革命。
（一）内容。1859年4月，洪仁轩从香港来到天京。他到天京后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洪仁轩就任不久，便向天王提出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 。的改革纲领——《资政新篇》。该书分“用人察失”“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改革问题。在政治方面，提出“禁朋党之弊”，反对“结盟联党”，要求统一号令，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业交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制造轮船;允许民间雇工开矿，鼓励富民投资，兴办银行，发行纸币等。在文化方面，主张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办学馆、医院，禁止溺婴及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严禁人口。在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
（二）意义。《资政新篇》明白准确地提出中国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具有 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比起农民中原有的平均主义理想，这是一个大进步。《资政新篇》并没有给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带来重大变化，它的思想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资政新篇》不是农民起义实践的产物，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严重脱离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斗争现实。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的一次重大事件，它不仅关乎国内政局，还与国际外交影响甚为深远。大体而言，该次运动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清政府进行新政。义和团运动引发大规模国际武装干涉，最高主政者慈禧亦仓皇逃离北京，备受颠沛流离之苦，同时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慈禧亦深感奇耻大辱，不得不进行改革，即实施新政。新政的诸多举措，例如训练新军，派学生留学日本，改革科举，奖励工商等，推动了国内实业界的发展，同时亦为清政府的覆灭提供了重要力量。
（二）清政府对于南方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在清政府宣布与多国宣战以及全力抵御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南方大多数省份对此置若罔闻，并实行“东南互保”，这证明清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南方。这些南方诸省拥兵自重，为此后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更是这种削弱的直接表现。
（三）清政府的外交体制向近代化迈进。此前清政府始终不愿意与西方列强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而是将其下放在南北洋大臣或者总理衙门，并无专门的代表中央的外交机构，对此列强亦颇为不满，多次交涉而未果。《辛丑条约》后，在列强的要求下，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各部之首，专门办理外交事务。该机构的设立，使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彻底崩解并被动地融入国际外交规则之中，推动了外交事务的近代化。
1920年，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府的主要权力，在日本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同时削弱直系。在政治上，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 军为其嫡系。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统一”，在英美支持下与段对抗。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7月，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一带开战。奉系张作霖也派出部队，作为直军的后盾。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理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探索，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相继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领导武装起义和开辟农村根据地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建立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约瑟夫·史迪威(1883—1946)：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当时马歇尔任该团副团长、代理团长，两人在此结识。史迪威曾多次来华，会讲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后被晋升为四星上将。
1946年5月4日中国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发出的指示。全称《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因5月4日公布而得名。主要内容是采取没收、购 买、清算、献田等多种多样方式，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即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示还规定了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应有所区别，保护工商业，对开明绅士等应当适当照顾等政策。五四指示实施后，各解放区迅速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
戴季陶主义是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出现的一种主义。1925年，戴季陶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构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共合作的理论，即挂着孙文主义招牌的戴季陶主义。戴季陶发挥孙中山思想中消极成分，抹杀和反对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
戴季陶主义的基本点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反对思想。戴季陶认为是“空想世界主义”，高于，“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具有更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基础”;叫嚷不适合中国国情，污蔑中国“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戴季陶认为“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要资本家阶级的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革命的行动并不单是要被压迫的阶级才有。”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认为员加入应该放弃思想，脱离组织，不要“只借中国的躯壳，发展他自己的本身组织”;他提出内“凡是高级干部，不可跨党”，鼓吹“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要求退出，叫嚷说:“要图中国的生存，一定要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所谓“排他”，就是排共。反对联俄。戴季陶污蔑联合苏俄是“抛弃了自己独立的意志”，“全身都靠到人家身上去”，“实成了依赖”。鼓吹信徒争夺革命领导权。戴季陶说:“中国的国民革命成功，最少在五十年当中;中国的政治，应该要完全握在信奉的中国青年手里，才可以建设起巩固的‘的民国’的基础”他号召“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把“的革命党恢复起来”。
戴季陶主义实际上时挂着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言论，陈独秀、等批驳了戴季陶主义，捍卫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夺取了舆论的主动权，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同的正确主张。
（一）会议内容。为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中国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向全会作了报告。报告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贯彻党的政治方针，必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全国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和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在报告中还考虑到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地位的变化，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 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二）意义。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所确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央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奠定了政治上与思想上的基础。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红军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被迫长征。
1934年10月，临时中央决定放弃中央苏区，计划转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在强渡湘江时遭到湘桂军攻击堵截，损失惨重。长征不到两个月，红军仅余万多人。突围红军放弃原计划，转道贵州。
1935年1月15日，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错误，增选为中央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王稼祥、周恩来三人小组，负责红军的作战行动。接着，红军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大渡河，越过夹金山，继续前进。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举行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后，一、四方面军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在率领下穿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到达川北巴西。张国焘在左路军经过草地到达阿坝后，反对北上，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自封中央“主席”。
1936年6月，张国焘取消他的“中央”。红二、四方面军汇合后，从甘孜出发到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结束。
（二）意义。长征粉碎了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红军冲破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的危机，最后到达陕北不足三万人。但这是经过千锤百炼存下来的中国和红军的精华。它们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在长征途中，中国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为检查抗战以来的工作，确定以后的任务和行动的方针，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抗战建国”。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主要内容:“确定及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对外政策，主张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一切伪组织。对内政策，军事上，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之一致为国效命；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与正规军配合作战，在敌后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会；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经济上，进行以军事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实行计划经济”。民众运动方面，提出在不违反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保障。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